尽管会议安排的报告主要是谈中国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以及当前面临的新任务，但在实际进程中着重讨论的还是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从执政者的角度讲述了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立场和决心，郭沫若则在专题报告《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对此做出回应。不过，郭沫若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又是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言人。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并营造热烈反应的氛围，在仅一周时间的大会讨论中，安排了235人作“响应性”发言。全部代表发言均由新华社发了通稿，而《人民日报》则从2月3日至13日每天以几个版面，全文刊登了226篇大会发言（含联合发言）。2月6日发表的梁漱溟发言达4000余字，2月9日再发消息，“补加一段”，以显示对其发言的尊重。[127]
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新政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发言中不乏“兴奋”、“激动”、“欣喜”、“愉快”、“光荣”、“荣幸”、“幸福”的用语，显然已经超出了“响应性”发言所必须表现的热度。许多知识分子为自己能成为这次会议的座上宾而感到受宠若惊，也是真实的。不过，应该说他们的这种热情主要还是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共领导的新中国在短短几年内的迅速成长，使知识分子感到扬眉吐气。季羡林的发言表达了这种心境。他说：对一个旧知识分子来说，接受天翻地覆的伟大的变革，有许多“苦难”，“恐怕比唐僧的81难还要加上一难”。但知识分子没有“垂头丧气”、“愁眉苦脸”。“根据我的体验和观察，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简直是愈来愈高兴，愈来愈年轻，愈来愈容光焕发，愈来愈精神抖擞。我们都彷佛吃了返老还童的仙丹，身体里面时时产生着新的力量。”[128]冯友兰说：眼看祖国几年之间，一跃而为世界强国，“真是如旭日方升，光芒万丈”，我们都是欢欣鼓舞，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添上一分力量。”[129]知识分子当然渴望在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一显身手。数学家华罗庚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能够生长在这毛泽东时代是无上的幸福，无上的光荣。因为就在这一代，我们将亲眼看到我国的科学事业将从落后的状态飞跃地进入世界水平。”[130]历史学家顾颉刚建议，要组织力量搜集整理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史料，他满怀信心地说：史料整理“在12年的规划里必然被列为一个重要的部门”，“我们大有工作可做”。[131]
二是对于中共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诚意，尽管许多人心中疑惧难消，却不得不为之动容。几年来，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一直处于被改造的地位，因而处处有“做客”和被冷落的感觉。现在中共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号召“向科学进军”。这使不少知识分子感动和兴奋，从而激发出主人翁感和参与的热忱。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说：看过周恩来的报告后，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为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深切关怀而受到深深感动。”[132]章伯钧说：中共知识分子会议前，“中国民主同盟做了一系列串联工作，向党反映了文教界有代表性的意见和要求。在这次周恩来主席的报告中，我们看到所有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要求都得到了解决，更叫我们感动的是报告中还有关于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检查批评。”[133]陈垣则为其老友、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入党振奋不已，说：“共产党是不拒绝任何人的……每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努力要求自己”，希望党“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不能使任何一个爱国的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向隅”。[134]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当时民主党派欢欣鼓舞，
中共动员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出力的心情不可谓不急切，知识分子的反应也不能说不热烈，但在仔细阅读并揣摩政协会议的发言后，笔者感到，此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为有机会为国效力，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和期待，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仍然谨言慎行，心中还是疑虑重重。
从1月12日开始，在会议召开之前和会议期间，《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石景山钢铁厂总工程师安朝俊、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季羡林、协和医学院外科主任吴英恺、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同济大学副教务长吴之瀚、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张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中科院学部常务委员葛廷燧、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茅以升等著名人士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显然是为配合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舆论宣传，但文章本身也并非完全是应景之作，其中透露出对中共的坦诚批评和期盼。季羡林认为，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无论其背景如何，“一般都非常爱国”。“他们现在对党有无限的信任，无限的敬仰”，他们的政治觉悟的进步速度“是很高的，是空前的”。他还批评说，“一部分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不够正确的”，这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是“没有好处的”。[136]茅以升说，知识分子“都毫不例外地信任党，拥护党”。年老的知识分子都在进步，“都想成为劳动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