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没有触及思想和学术自由问题。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而知识分子更把对社会的发言权视为自己存在的理由。然而，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中，不仅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发言权逐渐丧失，代之以对自身的不断反省、改造，而且在纯学术领域中自由讨论的环境也遭到毁坏。对于这种现象，周恩来的报告基本上没有触及，倒是陆定一的发言谈到了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问题。作为宣传部长，陆定一试图划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与学术问题三者的界限。他在发言中指出，政治问题、思想问题都不能放过，但两者之间也应有所区别，“对于没有政治问题，但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要坚决进行思想斗争，但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包括等待）”。至于“学术性质的问题、艺术性质问题、技术性质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进行适当的斗争”。陆定一认为，“我们这样做，就不会在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上成为‘瞎子’，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成为‘盖子’。”[154]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否能够以及怎样才能划分清楚，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都是一个应该解决而从未解决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没有、也没想进行讨论。周恩来1月20日的总结发言，以及2月24日最后修订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到，或许正式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周恩来的报告以及整个会议似乎主要在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则较少提及。

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中共对知识分子政治地位和阶级属性的认识，而对这一点，党内并没有达成共识。从过去认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到现在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一味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批评党内存在着不信任、不支持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反映了执政党认识的重大转变和提高。周恩来在报告中比较突出的就是这一点。然而，毛泽东的看法更具影响力，在党内也更有代表性。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说明毛泽东本人是否赞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提法，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分歧，则是当事人的明确感受。[155]此外，还有文字材料可以佐证。当时高等教育部为准备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编写了一份《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重点分析的就是两种类型的“中间分子”和“反动分子”。作为“中间分子”，点了北大教授王瑶、傅鹰的名，并描述了他们复杂的历史和摇摆的思想状态。作为“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的反动教授，特别列举了钱钟书的各种“反动言论”。[156]这份材料表明，党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判断仍然有相当的保留。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大会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报告中“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157]虽然两种提法精神大体一致，但这显然也透露出一个信息，要全党接受周恩来的提法是有困难和阻力的。

简短的结论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对于中共和知识分子两方面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按照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的说法，“就有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危险。[158]其实，这里不只是可能性，而是必然的结果。试想，知识分子掌握着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知识和技术，而这种资源（或曰知识产权）却不像资本家和地主的生产资料那样可以剥夺。那么，从理念上讲，共产党人要实现社会公有化，就必然把“异己”的知识分子本身作为革命对象。执政党不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甚至还要作为革命对象，其结果无异于在“自毁长城”。周恩来并非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他的报告也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总体状况时，报告认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159]但在具体分析知识分子状况时，报告仍然指出，其中落后分子占百分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更何况还有与先进分子数量相等的中间分子。这与“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总体判断明显地是相互矛盾的。很可能，周恩来这样讲是考虑到了党内多数人的估计。陆定一在发言中说得十分明白：“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了使我国变成为先进的国家，而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