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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初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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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从整体上看,1956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着眼于如何争取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因而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知识分子本来是具有爱国主义情感和立场的社会主体的一部分,却偏偏要把他们看成是依附于某个阶级的“毛”,非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甚至“急风暴雨”的思想改造就不能为国家社稷贡献自己的知识,这种从本质上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理念就决定了中共这次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不可能是彻底的。正因为如此,当1957年知识分子受到党的鼓励和动员,又一次表现出独立思考的本性时,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钟摆立即就回到了1955年,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10年后“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横扫一切“臭老九”的种种举动,则是把中共对知识分子怀疑和敌视的“左”倾错误发挥到了顶点。

《社会科学》2006年第8



[1]作为整体性描述的论著,值得注意的有何晓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龚育之:〈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3期等,其中不少涉及到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关19561月中共知识分子会议早有专题档案文献(《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文献选载》)和相关的论文发表(熊华源:《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情况介绍》),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

[2]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页341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53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

[5]近年来关于50年代初期共产党改造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颇多,如谢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始末〉,《党的文献》1997年第5期;王文:〈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6辑,1998年;杨凤城:〈1949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翟志成:〈冯友兰的抉择及其转变〉:(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0期,民国九十一年;黎汉基:〈金岳霖的思想改造〉:(台湾)《新史学》第13卷第1期,20023月;王善中:〈论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2期;王先俊:〈建国初期的社会变迁与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还可参见黄一兵:〈马哈伊斯基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之缘起〉,《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苏利军:〈西方关于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述评〉,《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4期。

[6]1948年当选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留在大陆或新中国建立初期回到大陆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去美国的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的仅有9人,占院士总数11%[于风政:《改造》,页6-7] 按照1955121中共中央《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的说法,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一般是指具有大学毕业程度,具有几年工作经验,能够独立工作的知识分子”,如“高等学校中讲师以上的教师,研究机构中助理研究员以上的研究人员”。见《周恩来年谱》上卷,页523

[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86,页810;郭沫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5613119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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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6月17日 16:03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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