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种状况对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极为不利。于是，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便提上了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动议，来自于周恩来和李维汉，这不是偶然的。周恩来的出身、修养和秉赋，以及在上海和重庆工作时期同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密切交往，使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理解和沟通，并与许多高层文化名人私交甚笃。建国初期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从海外回来，主要就是他的努力结果。早在1955年初，周恩来就有意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26]但这个想法与即将开展的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直到肃反运动的高潮告一段落，问题才有可能提上日程。[27]

由于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党外，所以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举动必须首先从民主党派开始。195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决定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近期工作的重点，推动民主党派，主要是中国民主同盟，去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李先把社会学家费孝通请来商议，随后通过费孝通的积极串联，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搞调查，获得了一大批第一手材料”。材料送到统战部，整理归纳出六个方面的问题，简称“六不”，即“一是估计不足，包括对他们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都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如他们应该看的资料不让他们看等；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该用的，有的没有用或用非所长；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李维汉听过汇报后，立即与周恩来进行面谈。[28]过了几天，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在11月9日又直接向周恩来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章说，农业合作化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了，这两翼都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主体前进了，那么，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应该讨论一下。[29]

这些材料为周恩来正式向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依据。11月22日，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并表露了他本人对知识分子受到伤害的忧虑：“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为此，周提出打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议，并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还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30]

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布置各地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要求各地在党中央开会之前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像中央那样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领导小组。周恩来说，“因为建设就需要知识分子”，要进一步让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服务，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还说，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31]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要求各省市委在12月都召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32]

但是，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并非没有阻力。尽管早就意识到缺乏知识分子对于经济建设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33]但是，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中共党内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中下层干部，就是在最高层领导人眼里，也大都把知识分子看作“异类”。[34]实际上，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正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35]近年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来源于他早年的一段受屈辱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成功知识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36]这种看法是否准确，值得怀疑。毛泽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