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汇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甚至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会。[1]但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历史过程，尤其是这次会议究竟是如何筹备、如何召开的，在中国、俄国和以前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缺乏专门的研究。[2]

以往，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党的支持和响应。[3]这个印象是错误的。最近披露的档案和回忆史料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4]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以及在会议上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张，都是中共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在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中，毛泽东本人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独特的作用，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为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

如果说在波匈事件期间，中共还只是协助苏共处理东欧问题，那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共已经与苏共平起平坐，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1957年底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这次会议无疑就是中苏两党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5]但是，笔者还注意到，莫斯科会议过后不久，中苏同盟便出现了裂痕，并很快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引起争论和分歧的，恰恰是对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中共和苏共首先指责对方的，也恰恰是对莫斯科会议路线的背叛。[6]这就是说，莫斯科会议成为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为什么会是这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这次会议产生和召开的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

毛泽东主张开会解决问题

赫鲁晓夫入主克里姆林宫特别是召开苏共二十大之后，努力摆脱了斯大林的阴影，但莫斯科立即就面临着如何协调和统一各国共产党的尖锐问题。

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言，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至少预示了两个重要变化：第一，为了融入国际社会，继续苏联与西方的战时同盟关系，斯大林正式放弃了“世界革命”战略；第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作为一种统一领导各国党的国际性机构已经不复存在，各国的共产党在形式上可以独立开展活动了。[7]此后，为了在冷战对抗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斯大林感到必须重新把各国共产党组合起来。但是，为了避免过于刺激冷战的对手，在形式上斯大林并没有把共产党情报局建成一种国际性的统一机构，而且范围也仅限于欧洲9个国家的共产党。[8]后来由于苏共强迫大家批判南斯拉夫和铁托，并直接参与和指挥对东欧各党的清洗，情报局在社会主义各国名声极坏。到1952年，即在斯大林去世前，情报局的活动就基本上停止了。[9]

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针和新思路，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也确实“捅了漏子”，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动荡和组织混乱。[10]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固然需要清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也应该得到纠正，但是各国共产党总还是需要建立一个平台，解决他们之间需要沟通、协商和统一的问题。于是，如何稳定局势，采取什么方式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

毛泽东否定了苏共重建情报局的设想

鉴于情报局浓厚的斯大林色彩，在二十大期间，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通过了解散情报局的决定。在讨论各国共产党今后如何开展活动的问题时，米高扬建议成立一些区域性的情报局组织，并继续出版杂志或报纸，这个建议被多数人接受。赫鲁晓夫则提出这个机构的名称可以叫做“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委员会”。会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与原情报局成员国代表及中国代表会晤，听取意见。[11]苏共在大会期间是否与各国党商谈过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史料。只有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回忆说，3月29日赫鲁晓夫与他谈话，介绍了苏共中央关于建立区域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国际形势本身要求为各国共产党的合作而建立四个新的地区性组织，欧洲两个，亚洲一个，美洲一个。赫鲁晓夫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行动，还说目前欧洲各党正在协商，米高扬则到亚洲各国去商谈。他特别提到要去中国，因为对这件事“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12]

毛泽东的确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经对情报局一类的机构很感兴趣。当1947-1948年中国内战爆发而中共已经决定与苏联结盟时，毛泽东对共产党情报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支持，至少在苏共看来，中共可能有意搞一个“东方共产党情报局”。[13]1949年春，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给中共中央写信，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但毛泽东认为内战尚未结束，时机还不成熟，没有答应。[14]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提出了中共参加欧洲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的回答是“根本没有必要”，但认为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15]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此事又耽搁下来。到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5年中国紧随苏联之后与南斯拉夫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时，情报局在欧洲已经无人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重提建立类似情报局的共产党组织，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苏共的这个建议被中共轻易地否定了。

1956年3月米高扬访问印度、缅甸后来到北京，他在会谈中说，苏共中央建议各国联合出版一个刊物，还提到要成立联络局。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赞成办刊物和设立机构。毛说，过去情报局搞刊物，结果并不好，第三国际和情报局给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现在搞联络局，那么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害怕。毛泽东的建议是：“有事开会商量”，召集人当然是苏联比较好。“你们召集会议我们到，有事开会，无事不开。”[16]显然，中共虽然也主张各国共产党应该协调行动，但活动的方式不是建立机构和办刊物，而是开会解决问题。目前看到的史料没有显示苏共对此做何反应，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当时苏共因批判斯大林引起的混乱而面临窘境，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联络局和创办新刊物的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

尽管还没有商量好如何继续开展活动，但取消情报局却是大家的共识。4月13日苏共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17]4月18日《真理报》发表公报宣布：由于形势的变化，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无论就其组成成员来说，还是就其活动内容来说，都已经不适应新的条件了。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在1947年成立的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此，经过相互协商后决定，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停止出版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公报还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和应该找出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效方式”。《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这条消息。[18]

情报局是解散了，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还是必要的。在4月13日给东欧一些党关于解散情报局的信中，苏共中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应该在近期举行的会晤中得到解决。[19]为此，6月22-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互接触的形式问题。[20]6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鉴于此前出现的问题，决议对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做了许多限制性解释，同时提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决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意义。”恰恰相反，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尤其是必要的”。[21]这一点不仅苏共和中共看得很清楚，其他各国共产党也有这方面的要求。如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在十四大的报告中表示，情报局停止活动后，各国共产党日益仔细地考虑各自国家的民族特点，但必须加强联系，以解决“国际工人运动的方向问题和各共产党之间的团结问题”。[22]正在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与各国共产党协商的时候，爆发了波匈事件，事情只得拖了下来。

中共再次主动提出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

风暴过去以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统一显得更加必要了。毛泽东和中共对波匈事件非常关注，[23]在危机处理中也施加了重要影响，帮助莫斯科化险为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特别是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24]毛泽东决定再次推动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由于苏联方面对中共提出的“开会解决问题”的建议没有积极响应，在1957年初到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善后事宜期间，周恩来一方面继续同苏共就这一问题“交换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