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7月9日,阿布拉希莫夫再次约见刘少奇,转达了苏共中央关于尽快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回答说:开这样的会应该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要事先和各兄弟党商量,搞出一个共同的看法一致的文件来。中共的答复给赫鲁晓夫吃了定心丸,苏共开始积极进行准备。在莫斯科看来,只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其他党的意见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毛泽东提出要认真准备一个会议文件
波匈事件后苏南关系有些紧张,为了进一步搞清铁托的态度,苏共派专人去南斯拉夫商议。8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自贝尔格莱德发来电报说,与卡德尔、兰科维奇等人会谈的结果是,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不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也不接受共同宣言,他们的理由是担心南斯拉夫的国际处境因此而复杂化。苏共中央主席团于当天召开会议,决定将已经起草好的宣言草案寄发原共产党情报局各成员国,其中特别要求驻波兰大使亲自向哥穆尔卡通报。会议还确定,只要这些党认为适宜,即使南斯拉夫拒绝,也要召开协商会议。很可能也是在此时苏联决定,利用各国党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活动的机会,召开协商会议。第二天,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便致函毛泽东,正式邀请他赴苏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同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若干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信中还说,为了把这个会议开好,苏共将把准备提交会议通过的文件,交给中共中央征求意见。对此,毛泽东欣然接受。而中共有意在9月初就向各兄弟党透露出毛泽东将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暗示将在庆典期间召开重要会议,并且希望各党“也派遣自己的第一号人物来莫斯科”。10月6日、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商量了访苏代表团的问题。
10月22日周恩来向苏联使馆通报了访苏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和动身日期,但此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即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尚未经过中共认可。直到10月28日,苏联大使尤金送来了赫鲁晓夫给毛泽东的私人邀请信及苏共起草的会议宣言草案。尤金称,这份宣言草案已送南共中央征求意见,南共领导人不同意这份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草案翻译后,分送有关领导人。胡乔木看后认为需要修改,毛泽东又问邓小平的意见,邓也认为必须修改。于是,毛泽东指定胡乔木动手修改,并指示,在文字上尽可能保留苏共中央的草案原稿,但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表明我们党的观点。胡用两天时间对草案做了较大改动,有的部分几乎重新写过。根据中国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粗略统计,中方对草案的修改约100多处,较大的补充有20余处,删节30余处。胡乔木所增加的重要内容主要有:和平力量的增长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而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硬要发动战争,则必然会在战争中自取灭亡;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毛泽东看过修改稿后表示同意,并特别欣赏最后一段表述。
10月29日晚,毛泽东会见尤金大使。毛泽东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苏共中央送来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文件,有些初步意见。总的来说,草案需要大量删减,只保留主要的、原则性的内容。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中共还有一些个别意见。第一,关于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主张要同时提出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第二,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应该更一般性,不应当仅仅突出地提出同右翼社会党人团结的问题,而是要找这样一种提法,以便能把社会党人、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都包括进去。第三,关于反党集团的问题,毛泽东希望在宣言中就不要指名道姓了。最后谈到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形成问题时,鉴于南斯拉夫,可能还有波兰,不同意宣言的内容,中共提出三个方案。第一是经过事先充分讨论后通过并发表宣言,即使有一、两个代表团反对,宣言也要通过。毛泽东倾向于这个方案,并说:这样“天下不会大乱”。第二是经事先讨论通过一个简短的宣言式公报,其中只表述一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问题。第三是只由中共和苏共两党发表声明。毛泽东请尤金尽快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赫鲁晓夫,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了解中共代表团将带着什么问题去莫斯科。
10月3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言》草案。鉴于需要商议和修改的地方较多,决定毛泽东提前去莫斯科,到那里起草一个稿子,提交苏方讨论。政治局会议还批准了10月2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代表团的方针的决议。11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尤金10月30日电告的毛泽东谈话内容。会议做出决议,否定了只搞一个简短公报的方案,而接受毛泽东的第一方案:即使南斯拉夫人不签字,也要发表共同宣言,同时,也可以搞一个中苏两党的声明。最后,会议要求苏斯洛夫等人参考中共的意见进行修改,尽快提交主席团。当天,毛泽东率领一个庞大的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毛泽东为开好会议所做的种种努力
召开这次共产党国际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有一点是中共和苏共共同追求的目标,那就是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把这次莫斯科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赴苏代表团的方针是:对苏共“以保为主,以批为副”,“以斗争求团结,协商一致,求同存异”。从后来的结果看,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主要需处理好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弥合苏联与波兰的关系,调解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其中对应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是:1、中苏之间对和平过渡问题的观点分歧;2、波兰不同意“以苏联为首”的提法;3、南斯拉夫拒绝参加执政党会议和在宣言上签字。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起草一个令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宣言,处理的原则就是求同存异。
中苏在和平过渡问题上达成妥协
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主要就是一件事:起草和通过《莫斯科宣言》。从11月3日中苏两党开始交换意见,到10日基本达成一致,然后又交给各党代表团讨论,并成立起草委员会修改,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19日)完成定稿,进行报告和签字。在此期间又决定,分别召开两个会议,执政党(南斯拉夫不参加)单独签署《莫斯科宣言》,全体共产党、工人党另外签署一个《和平宣言》。各种不同意见的交流,不同看法的争论,苦口婆心进行说服,想方设法达成妥协,所有这一切求同存异的努力都是在起草和讨论宣言的过程中完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重要的问题是与大家商量搞出一个会议文件,“开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但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中共代表团颇费了一番周折。
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当天,赫鲁晓夫登门拜访。毛泽东说,我提早到来就是为了宣言草案。我们要搞一个好的宣言。我们党也准备起草一个稿子,供你们考虑。11月3日晚,中苏两党举行会谈,首先讨论了起草文件的问题。关于会议是否要通过一个共同宣言的问题,赫鲁晓夫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关于苏方的草稿,赫鲁晓夫说,正在根据中共的意见修改,比如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得短一些等。毛泽东表示,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中方都同意。他建议由中苏共同研究和修改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毛泽东还提出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以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仍然表示不赞成,他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毛泽东提出,还是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毛泽东主张他们不在宣言上签字,宣言中可以提一句:对文件中的各点,12个执政党(不含南斯拉夫)必须执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只是作为建议提出。
中共代表团从11月3日晚上即开始修改草稿,由陆定一、胡乔木和陈伯达分头执笔,邓小平主持讨论修改,毛泽东最后审定,到11月5日完成。同日,苏共中央也提出了一个修改草案。11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分别由邓小平和苏斯洛夫领头开始会商。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的草稿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11月8日中午,中苏双方代表再次会商,就宣言草案交换了意见。双方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分歧依然没有解决,决定各自再行考虑,10日继续会谈。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问题,是苏共二十大首先提出的。苏共认为,目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和平共处,因此出现了和平过渡的新的前景,其中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的过程,一个是指取得政权后对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这里发生争论的是前者。在苏共最初宣言草案中的说法是:“由于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而为各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新的前景。工人阶级追求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里,共产党员力争通过与社会党人结盟和争取议会中牢固大多数,以及深入地开展大规模的非议会的革命性阶级斗争的途径,把人民的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变成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并能够摧毁反动势力的抵抗和确保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这种愿望的实现,将会给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经过修改的第二稿,在这一点上基本没有改动。而中共的看法是必须提出两种可能性,并且应该强调武装斗争的前景。
为了说服苏共,毛泽东决定主要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工作。11月7-9日,毛泽东分别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会谈一次,与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会谈两次。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复指出,在革命道路的问题上,是否坚持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和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不宜过分强调和平过渡。这几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可以在宣言上提出两种可能性。其实,西欧各党的立场也是有区别的。法共倾向于武装斗争,意共更强调议会斗争,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为此还在莫斯科吵了起来。英共则认为,在英国下一届政府可能是工党上台,这对和平过渡更有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谈话中没有过多强调武装斗争的问题,而中共提出的两种可能性的说法,则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方案。
11月10日中苏两党会商前,各自分别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赫鲁晓夫主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11月11日把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准备的大会报告分发给各兄弟共产党代表团。关于宣言草案,委托苏斯洛夫等人与中共代表协商,继续完成宣言文本的制定工作。会议特别指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中共代表团认为,苏共的主要顾虑是,如果改变对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就无法与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这样很难向苏共、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交代。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