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基层干部也普遍认为中共应该取代苏共来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了。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报道了许多这类的言论：“中共虽成立只有三十六年，但从1935年以后就正确了，苏共成立虽比我们久，但老出问题”。“南斯拉夫对苏联发表文章不同意，但中国的文章一出来，铁托就不叫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混乱现象也澄清了”。“苏联马列主义的发展已落后于中国，为什么中国还要说以苏联为首”。“苏共已经不配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了”。“社会主义阵营不一定要以苏联为首，而应以中国为首”，如此等等。[101]所以说，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实际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指导者是中共，毛泽东只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强，因此暂时还不能直接出面承担起领导责任罢了。[102]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人为首这个原则是需要确定下来的。

毛泽东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有独钟”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还有一个角色很值得注意，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南共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不同寻常，且颇有些微妙。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主动向铁托道歉，努力恢复苏南关系，同时要求各国共产党积极与南共联系。1955年3月中国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两党也恢复了联系，尽管当时毛泽东本人并不信任铁托和卡德尔，甚至认为南斯拉夫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103]经过一年的努力，南斯拉夫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被社会主义国家接纳。1956年9月南共派代表出席了中共八大。毛泽东在接见南共代表团的谈话中，对斯大林的大国、大党主义进行了全面批判，并一再称自己也被斯大林看作是半个铁托，表现出对南共的极大同情。[104]但是好景不长，在匈牙利事件中，苏南之间因处理纳吉问题引发了矛盾，铁托的普拉演说更令苏共不满，双边关系再度紧张。[105]中共也出面批评南共，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矛头明确指向铁托的普拉演说。对此，苏联方面表示极为赞赏。[106]不过，当时毛泽东还是把南共的错误看作是阵营内部的问题，主张对铁托既讲批评，又讲团结。[107]中共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兄弟国家”。“我们批评铁托和卡德尔，目的是要帮助他们纠正错误，希望澄清事实和进行合作，而不是孤立他们”。[108]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共很重视南斯拉夫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

尽管1957年6月以后苏南关系有所缓和，特别是苏共六中全会后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表现出格外热情，但铁托仍坚持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当10月2日苏共中央向南斯拉夫使馆通报十月革命节庆典活动及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安排时，得到的答复是，南共将派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但铁托因病不能前来。至于南共是否参加共产党会议的问题，双方都没有提及。[109]不知是有所担心还是寄以希望，这个情况苏共没有向中共通报。后来苏共只通知中共，南共表示不能接受苏联起草的会议宣言。10月25日中共从苏联大使的通报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对于南共是否来参加会议非常关切。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一见到赫鲁晓夫就问铁托来不来。赫答，我们发了邀请，但是他不来。毛说，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并问，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赫答：卡德尔来，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是出自他的手。毛说：那好啊，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110]但赫鲁晓夫却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气量。

以卡德尔、兰科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于1957年11月5日抵达莫斯科，苏方的接待和安排非常冷淡。第二天苏南两党举行了正式会谈，气氛自始至终十分紧张。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宣布，这次在莫斯科将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并且已商定，即便南斯拉夫人不参加，也要发表一项共同宣言。赫鲁晓夫严厉地指责南共接受美国的援助，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精神，认为苏南关系再次紧张的责任在南斯拉夫。卡德尔坚持南斯拉夫的不结盟政策毫不退让，他说，南共认为，把世界划分成集团是人类的不幸，这样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南共的主张是解散两极对立的集团，取缔作为政治手段的战争，实行积极的和平共处，各国人民有权为自己选择社会发展的道路。至于接受美国的援助，这与当时的冷战状况和苏联的立场关系，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的不是南共，而是在1948年攻击南斯拉夫的那些人。南共代表团还表示，无论如何不能签署共同宣言，南斯拉夫将以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独立。会谈很不愉快，言词越来越尖锐，赫鲁晓夫还讲了一些侮辱性的话，但对结果却无可奈何。[111]

在11月9日的晚宴上，赫鲁晓夫试图再次说服南共代表团，建议他们赞成宣言的实质，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个建议同样遭到了拒绝。11月12日卡德尔与赫鲁晓夫举行第二次会谈。卡德尔解释了南共代表团不能在宣言上签字以及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原因，但又说可以在报纸上表示支持宣言中南共所同意的一些观点。赫鲁晓夫似乎已经估计到这次会谈的结果，对卡德尔的讲话既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再发火，只是在讲话中继续指责南斯拉夫的选择是一种分裂行为。最后，他希望南共再斟酌一下。14日大会开始前，南共代表团在使馆召开会议，最后确定了他们在莫斯科的行动：只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全体代表会议，并在各党都同意签署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这个决定得到了铁托的完全支持。对于南斯拉夫的顽固态度，赫鲁晓夫显得有些气急败坏，对南共代表团采取了某种抵制行动。由于苏联的冷淡态度，许多代表团都有意回避南共代表团，使他们在莫斯科的处境极为尴尬。同其他代表团的热闹活动相比，米丘诺维奇感到，南共代表团“在列宁山可以说度日如年”。[112]

毛泽东对南共代表团的态度显然要宽容和轻松得多，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既没有批评南共的立场，也没有试图劝说他们同意共同宣言的观点。毛泽东似乎早已打定主意不需要南共及西欧几个党在宣言上签字。他在了解了意共、英共和法共代表团的态度后，11月9日再次与英共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参加签字，会更有利一些，更便利你们的工作，否则资产阶级又要攻击你们，说你们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已经决定不签字。南斯拉夫的党也不签字。宣言只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我们现在正在说服波兰，如果波兰不愿意签字，我们准备由11国签字。”[113]虽然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直没有与南共代表团直接接触，但在最后阶段却表现出十分热情的态度。

在11月18日的即席发言中，毛泽东在讲到团结的问题时，专门提到了南共代表团，他说：“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114]这段话似乎打动了南共代表团，大会休息时，卡德尔走到毛泽东跟前说，他对中共同志能够谅解他们很满意，他很感激毛主席这番讲话。[115]对于孤独的南共代表团来说，这大概是莫斯科会议期间撒向南斯拉夫人的唯一一缕阳光。而这恰恰给了毛泽东进一步向南共阐述自己看法的机会。

就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卡德尔提出，南共代表团希望对毛泽东进行礼节性拜会。南共对此并没有抱很大希望，他们以为毛泽东很可能会因为南共代表团没有签署宣言而拒绝接见。令南斯拉夫人意外的是，刘晓大使迅速给予了答复，说毛主席很高兴立即接见南共代表团，以至米丘诺维奇感觉毛泽东似乎正在等着他们提出拜会的请求。作为东道主，毛泽东非常亲切和热情地与卡德尔等人会谈了近两个小时。更令南共代表团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他们没有签署共同宣言竟没有表示丝毫的不满和责备。当卡德尔说明拒绝在宣言上签字的理由时，毛只是说，这不是什么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共也不接受任何一个国家乃至苏共的领导，但由于“俄国人现在喜欢，而对我们也无害”，因此中共不反对这一点。当卡德尔谈到南斯拉夫的发展成就，并列举了钢产量数字时，毛高兴地说，如果俄国人的钢产量赶上美国，中国人赶上英国，南斯拉夫人赶上意大利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116]南共特别注意到，尽管他们没有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但在中共眼里，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19日苏共的告别宴会上，毛泽东特意走到米丘诺维奇身边祝酒，提议为中南友谊干杯，又对卡德尔开玩笑地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按卡德尔的理解，毛泽东这是在表示“愿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他颇为深情地对毛泽东说，铁托同志很希望能够见到毛主席，希望中南两党加强联系。[117]在对待南共的态度上，毛泽东无疑比赫鲁晓夫更表现出一个领袖的风范，而他做出如此努力的目的，自然是想把南斯拉夫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尽管这个愿望最终未能成为现实。

当然，莫斯科会议上的分歧和矛盾并不只是上述三个方面，不过在宣言中都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处理了。如意共对“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说法不满意，于是就在宣言中加了一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它自己判断。”再如，苏共坚持还要办一个共产党的国际刊物，有些党不同意，最后达成口头协议，将来刊物办起来，只刊登相同意见，不刊登分歧意见，不搞批评和争论。[118]经过毛泽东的百般努力，确实搞出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共同文件，达到了求同存异的目的。然而，其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莫斯科宣言》没有任何约束力，文件虽经大家签字，但模棱两可的用语处处可见，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这就难怪会议之后各党依然各行其是，而后来发生争执时，又都援引宣言的观点来指责对方。仔细品味可以发现，其实莫斯科这一纸宣言，从内容到形式，都真实地反映了中苏关系的性质、特点和实质，是中苏同盟关系最典型的写照。

毛泽东确实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虽说是“以苏联为首”，但中国人的操心出力一点儿也不少。[119]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杨尚昆回国后在一次报告中有如此评价：“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120]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需要补充的是，在毛泽东的种种努力背后，隐含着他对国际共运领导地位的觊觎。当然还必须看到，毛泽东的有些观点和做法是别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而这些恰恰也隐含着未来分歧的基础。

毛泽东在莫斯科指点江山

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机构领导和指挥的历史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而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一个创举。[121]正因为如此，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成为最引人注意的中心人物。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特别礼遇

首先在接待规格上，中共代表团就显得与众不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到来特别重视，提前两天就派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专程到苏联国境第一站伊尔库茨克去准备接待工作，并且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事前毛泽东一再提出，不要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中途停留时他也不准备走出飞机，免得感冒；除在莫斯科机场发表谈话外，沿途不要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