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人类社会将会遭受这样的灾难，那时人类将会损失一半，也许，一多半。我问过尼赫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这个问题上情绪要比我悲观得多。我对他说：假如人类的一半被毁灭，那么还会剩下一半，但是帝国主义将会被全部毁灭，并且整个世界将只有社会主义存在下来，而在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里，人口又会增长，甚至增长一半多。中国还没有真正展开建设，假如帝国主义者将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准备停止搞建设；让我们先比试一下武力，然后再回过头来搞建设。”苏共由此认为，“实质上，这是一条搞军事冲突，用军事手段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方针。”[146]

尽管无法判断谁更准确地记录了毛泽东的原话，但对比一下中苏双方发表的文件，就发言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来说，没有本质的区别。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毛泽东的话。这里除了翻译上的问题外，[147]恐怕主要是在场的外国听众不大熟悉和理解毛泽东那种哲人的思维和诗人的语言。其实毛泽东不过是重复了他说过多次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认真对付。至于谈到核战争的后果，这里也不过是“极而言之”，从最坏处出发考虑问题。毛泽东的话惊吓了东欧一些小国领导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苏共在论战中以此为由指责中国好战和蓄意挑动核战争，无疑是有意歪曲。苏共1957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就在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11月14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的谈话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记者问：“您认为，如果打起原子战争和氢武器战争，世界能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吗？”赫鲁晓夫答：“自然，将会有很大的损失，人类将要经受很多灾难，但是人并不会从地面上消失，社会将存在，并且继续发展。”[148]

毛泽东发言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问题是他采取即席演说这种随意的方式，来讲一个在欧洲人看来是如此严肃和敏感的话题，再加上仓促的翻译，就难免引起误解和怀疑。[149]不过，毛泽东之所以用如此刺激的语言来阐述他的思想，也是有其用意的。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在召集政治局常委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总的来讲，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十二党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较满意。但是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问题，一个是社会党问题。毛泽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苏共二十大把和平共处作为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就错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这里还有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还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150]而支持世界革命，自然就有一个如何看待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问题。鉴于对核武器的新认识，苏共二十大提出应通过和平而不是战争走向共产主义。但毛泽东一向反对核战争将会毁灭人类的看法，他从莫斯科回来后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又重复了关于核战争的讲话，而且说得更加透彻：“要准备对付大战，帝国主义有疯子，扔原子弹。头一次大战不过死了1000多万，第二次大战死了3000多万。打原子战，没有经验。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亿人，还有9亿人，有9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了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151]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话有一个解释，他说：苏共二十大“只讲和平不讲战争，这是很不好的。只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讲战争来了怎么办。莫斯科宣言解决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莫斯科就是讲这个”。[152]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也是毛泽东没有说出来的与赫鲁晓夫的重大分歧所在。

 

简短的结论

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是北京与莫斯科共同建立的解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问题的平台，也是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显示其存在的一种方式。赫鲁晓夫虽然在二十大会议后不得不解散共产党情报局，但是苏共从传统观念出发，还是想要重建一种国际机构来保证各国共产党能够协调行动。毛泽东对莫斯科在国际共运中决定一切的领导地位一向深恶痛绝，更不愿在斯大林之后再有一个“太上皇”，因此坚决主张各国共产党应通过开会的方式进行协商和沟通。虽然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后处于被动地位，但一开始并不愿接收中共的主张。波匈事件使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更加尴尬，再加上中共帮助平息这次事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赫鲁晓夫不得不听从毛泽东的意见。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以后，中苏都很看重南共的作用和影响，并都试图借助这支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但铁托为了保证南斯拉夫的独立和不结盟政策，并不想再次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解决了反党集团事件后，赫鲁晓夫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的支持使他更加信任和依赖中共。在中苏共同召集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关键的问题是起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为此，双方紧密合作，几番磋商。《莫斯科宣言》是中苏协商和妥协的结果，苏共接受了中共的几乎所有修改意见，中共也默认了把苏共二十大路线写入宣言——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们必须迈出这一步。虽然在会议期间双方是平起平坐，但就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影响而言，中共显然处于上升状态。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受到的特殊礼遇，以及他在会上引人注目的种种表现，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而毛泽东强调“以苏联为首”、对苏联党内斗争公开进行评判、提出在经济上赶超英国，以及对南共代表团表示关心和支持等等做法，则表明中共确实有意取代苏共来“指点江山”，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作为结果，总体来说，中苏双方都认为莫斯科会议是非常成功的。会议刚结束，苏共就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学习讨论，报刊上连续集中报道了一个多月。[153]苏共中央12月全会决议满意地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现代国际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的结论和原理得到了兄弟共产党的完全支持，这就证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一致和团结”。[154]中国国内此时正忙于整风反右，对这次会议无暇组织广泛的学习讨论，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也认为，“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会议和所通过的两个宣言，开辟了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给了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进步的力量以极大的鼓舞。”[155]然而，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却暗藏着一种危机。

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同盟关系发展的最高峰，也是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这个特点也同样反映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个人关系方面。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打开了中苏关系发展的新局面，苏联开始对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使得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产生了极大好感和感激之情；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开始对赫鲁晓夫的政治观点和经验感到担心，认为中共应该站出来维持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1956年10月波匈事件的爆发，令毛泽东进一步对赫鲁晓夫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能力产生怀疑，于是决心出面干预欧洲事务，并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发挥某种引导作用。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感觉恰好相反。由于苏联党内以及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关系不断出现的危机，特别是毛泽东在几次关键时刻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政治表态，使得赫鲁晓夫越来越依赖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越来越感到必须与毛泽东联手，来共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这两种趋向在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期间汇聚到一起，开始出现了碰撞。[156]

危机并不在于中苏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和矛盾——在任何盟国之间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在一般情况下，求同存异的确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方式。但1957年底的状况却非同一般，莫斯科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表明，中苏关系在其蜜月的最高峰却面临着一个由谁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中共的成就和影响如东风劲吹，蒸蒸日上，大有取代苏共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架势。而苏联也恰在此时恢复了元气，党内斗争结束后国内政治趋于稳定，农业连年丰收预示着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两颗人造卫星上天及核潜艇试航成功则标志着军事科技开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57]在这种情况下，当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受到来自北京的挑战时，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再“求同存异”了。

在冷战对抗的大背景下，在对外政策方面，对帝国主义究竟是要缓和还是斗争？在对内政策方面，到底谁的经济增长更快，谁的发展道路更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里是一定要争出个是非曲直的。道理很简单：真理只有一个，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有能力和资格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于是，莫斯科会议胜利闭幕半年之后，这些隐含的分歧和矛盾便暴露出来，并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争执。结果，莫斯科会议在最充分地显示出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状态的同时，也成为整个冷战国际格局发生变化的起点。

本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此处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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