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与中国学界传统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从1954年10月开始,直到1957年底,中苏关系一直处于最佳状态,即蜜月期。参见《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6] 参见《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若干问题》等文,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2-464页。
[7] 详见沈志华:《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争鸣与探索》2008年第2期,第31-40页。
[8] 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9] 斯大林的最后一次努力是计划在1951年初再次召开情报局会议,并提议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但遭到陶里亚蒂的拒绝,设想中的会议也未能举行。参见Адибеков Г.М. Почему Тольятти не стал генеральным секретарем Коминформ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6,№4,с.156-161。
[10] 笔者的观点详见《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第28-70页。
[1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
[12]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达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34-37页。
[13] 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
[14]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2003年7月,第188、189页。
[15] Sergei Gonchar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