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此期对外政策的倾向以及反映这种倾向的做法，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确实感到无法容忍了，他认为中苏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于是在1959年6月决定暂时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莫斯科这种违背协定的举动反过来又激怒了中国领导人，其严重后果可能引起同盟的分裂，但赫鲁晓夫显然已经不再顾忌中国的反应了。

如果说1958年中苏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已经显露出来，那么1959年双方在对内政策方面的分歧也开始显露。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心绪烦躁，憋了一口气，就是要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嘴上喊的是“超英赶美”，心里想的却是“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24]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如今“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已经到了东方。[25]于是，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半年后就变成了3年赶上英国，5年赶上苏联，7-10年赶上美国。[26]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充满信心地提出，“后来者居上”，“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27]为此，不仅在建设速度上要超过苏联，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于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共创造的“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28]因此到1958年11月，毛泽东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口气说，中国不久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等着苏联。[29]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很快就会超过苏联，又为人类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只要这一切得到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特别是莫斯科的认可，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然而，实际结果却使毛泽东大失所望。尽管中国人的热情和干劲在苏联报刊上得到一片赞扬，但对“大跃进”的很多做法和目标，苏联干部和专家却不断提出怀疑和指责。[30]至于人民公社运动，苏联的媒体一直保持沉默。在纪念新中国9周年国庆的几百篇文章和广播评论中，只有区区6篇顺带提到了人民公社，而苏联大使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招待会的演说中，对方兴未艾的人民公社运动竟只字未提。[31]苏共中央认为人民公社是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如果提出批评则会影响中苏关系，所以决定“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32]后来，由于苏联不少地方干部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公社表现出极大兴趣，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为了避免“盲目效仿”中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含沙射影地批评了人民公社制度。[33]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又在波兰一个集体农庄群众大会上讲话，回忆并检讨了苏联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34]与前者相同，这个讲话也没有提到中国，甚至措辞更为缓和，本不该引起什么强烈反应。但波兰报纸在发表讲话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而《真理报》却予以全文发表。显然，莫斯科是有意为之，而且选择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机。那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为彭德怀的万言书怒火冲天，这个讲话更使毛泽东怒不可遏，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中，很多中共干部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