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交政策上看，赫鲁晓夫在缓和政策的推行中，也常常受到中国这个盟友的束缚。中共的压力在某个时候会迫使苏联在同西方打交道时违背自己的策略选择，而倾向于诉诸武力威胁。例如1960年初，为了促使赫鲁晓夫向中共的路线靠拢，中共中央借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组织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重头文章，不点名地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面对中国方面的意识形态挑战，苏联在5月初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之前击落了入侵苏联领空进行侦察的美国U-2飞机，并俘虏了美军飞行员。赫鲁晓夫则在会上和会后摆出了坚定的反美姿态，开始重拾已经放弃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性”等词语。以至于西方媒体评论说，在四国首脑会议前夕，毛泽东把他的手指戳进了赫鲁晓夫的肋骨。会议召开时，赫鲁晓夫席位的背后巍然出现了毛的身影，并进而认为，世界共产主义战略中的中国路线战胜了赫鲁晓夫的路线。[52]

60年代初，中共党内总结“大跃进”运动的教训时，出现了一种否定毛泽东设计的中国发展道路的倾向，有些看法已经含有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即否定激进和盲动路线的意思。这本来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考，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不啻是响应了赫鲁晓夫对中共国内政策的批评。毛泽东关于“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相互勾结的认识进一步强化，并把党内对于政策失误的反省当作庐山会议上所谓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内外呼应”，试图让莫斯科控制中国那一幕的重演。[53]这种思维逻辑，一方面阻碍了中共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探索，另一方面又导致毛泽东下决心迈出了与苏联决裂的步伐。此后，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继续左转，到1964年，毛泽东便开始酝酿发动一场防修反修、巩固政权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54]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党内保守势力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中被迫下台，苏共二十大的探索也随之中断。[55]

总之，中苏分歧的发展以及最终分裂的结果，阻断了苏共调整社会主义模式的有益尝试和思考。中国的意识形态压力，从理论上制约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探讨，政治上加强了苏共党内反赫鲁晓夫的力量，外交上更是削弱了苏联在两个阵营之间实现缓和的谈判地位。毛泽东对于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不仅没有产生什么合乎实际的思想理论，同时还禁锢了中共党内的某些探索；不仅事实上严重妨碍了苏联的改革，也把中国逐步推向了极端的革命道路。中苏分道扬镳实际上成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起源。

2、对冷战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中苏两党分裂后，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苏联通过向苏中边境地区增兵并在蒙中边境派驻重兵，加大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现状，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使毛泽东切实感受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以及摆脱与美苏两大国同时对抗的不利境地的必要性。而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的事实，则从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南部的压力。于是，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

1968年8月《人民日报》在发表文章评述苏联侵捷事件时，明确地给“苏修叛徒集团”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56]，进而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调整做出了革命理念、社会心理及逻辑上的铺垫。9月毛泽东致电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57]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及全会通过的新党章草案，即已将反苏修方针确定为中国长期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58]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发生后，中国利用这次事件大做文章，既要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美国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但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与此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