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初,面对美国将侵越战争升级的新形势,苏联在中国的坚决抵制下,坚持举行了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着重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加强国际共运团结、共同行动援越抗美的问题。被邀请与会的26个兄弟党中,共有19个党到会。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7个党拒绝参加。[66]
会后,在苏共掀起的加强共运团结的宣传声浪中,中国加紧了反击的步伐。3月11日至18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并指示: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最大限度地把现代修正主义者孤立起来,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67]3月23日,《人民日报》以《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为题发表了这篇文章,强调指出: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集中揭露苏共领导所谓“三假三真”(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的面目。该文还明确提出了实现国际共运新团结的条件,那就是:公开承认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是错误的;公开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错误。[68]
三天之后,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即在苏共中央三月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谴责《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认为:中共领导人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要求我党承认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决议中和苏共纲领中集体提出的总路线是错误的,对兄弟党充满了侮辱性的词句,指责它们是“修正主义”、“叛徒”、“两面派”等等,这只能被看作是想重新发动激烈的反对苏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冷战”;表示苏共中央、全党和全体人民坚决反对中共的这种蛮横态度。[69]
可以说,莫斯科三月会晤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式分裂的标志。从这以后,分别以中共和苏共为首两支共产党队伍之间展开了新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共再也没有参加过由苏共召集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国际共运也再也没有出现过世界近百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统一大会的盛况。[70]而1968年中国将苏联明确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
中苏分裂的直接结果就是,国际共运的分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这种状况导致了以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对抗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进行国际斗争的实力减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黯淡。
与此同时,中苏走向敌对、中美联合抗苏的态势,促使苏联不断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乃至陈兵百万。这样,苏联在不得不分散力量对付中国的威胁时,不仅增加了本来已不堪重负的国力消耗,而且还大大削弱了自身对抗美国和控制东欧的能力。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苏分裂是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 前中国驻俄大使李凤林在2005年4月与笔者交谈中提到这样一个情况,即198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前,双方在讨论如何处理同盟条约时,都在开始考虑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2] 详见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5-63页。
[3] 详见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公开信,《人民日报》